玉楼春 · 立春日作
yù lóu chūn · lì chūn rì zuò

三年流落巴山道。破尽青衫尘满帽。身如西瀼渡头云,愁抵瞿塘关上草。

春盘春酒年年好。试戴银旛判醉倒。今朝一岁大家添,不是人间偏我老。

译文
简析
这首词是陆游四七岁任夔州通判时所写的。他到夔州到写这首词时不过一年多,却连上岁尾年头,开口便虚称“三年”,且云“流落”,从一入笔就已有波澜之情 。次句以形象描写“流落”二字。“青衫”言官位之低 ,“破尽”可见穷之到了极点“尘满帽”描写出作者在道途中风尘仆仆,行戌未定的栖遑之态简简单单的七个字就活画出一个沦落天涯的诗人形象,与“细雨骑驴入剑门”异曲同工。三、四句仍承一、二句生发。身似浮云,飘流不定;愁如春草,划去还生。以“西瀼渡头”、“瞿塘关上”为言者,不过取眼前地理景色,与“巴山道”三字相对应而已这上阕四句,把抑郁潦倒的情怀写得如此深沉痛切,不了解陆游近年遭遇,是很难掂量出这些句子中所涵蕴的感情分量来的。 陆游自三十九岁被贬出临安,到镇江作通判,旋移隆兴(府治在今天江西省南昌市 );四十二岁又因为“力说张浚用兵”,被削官归山阴故里 ;到四十五岁才又得到起用夔州通判的新命。他的朋友韩元吉在《送陆务观序》中把陆游心中要说的话说了个痛快 :“朝与一官,夕畀一职,曾未足伤朝廷之大;旦而引之东隅,暮而置之西陲,亦无害幅员之广也。⋯⋯务观之于丹阳(镇江),则既为贰矣,迩而迁之远,辅郡而易之藩方,其官称小大无改于旧,则又使之冒六月之暑,抗风涛之险(由于途中舟坏,陆游几乎破溺死)病妻弱子,左饘右药⋯⋯”(《南涧甲乙稿·卷十四 》)。这段话是送陆游从镇江移官到隆兴时写的,说得激昂愤慨。从近处愈调愈远,既不是明明白白的贬职,也不是由于升迁,为什么要这样折腾他呢?韩元吉故作不解,其实他是最了解这其中的缘由的。孝宗赵即位后,表面上志存恢复,实则首鼠两端。陆游坚持劝说孝宗抗金,孝宗对之貌似奖掖而实则畏恶。陆游在内政上主张加强中央集权,以增强国力,由此也得罪了握有实权的官僚集团 。 先前由京官而出判镇江,对他是一个挫折;进而罢黜归里,更是一个挫折;此刻虽起用而远判巴蜀,这又是一个挫折。这一次又一次的打击,显然并非加之于一人,而是意在摧折整个主战派的心志,浇灭抗金复国的火种,那么不幸的人岂只是陆游一个人吗?由此可见 ,三年流落之哀,不仅是一己之哀 ,实在是国家民族的大哀 。创痛巨深,安得不言之如此深沉痛切? 上阕正面写心底抑郁潦倒之情,抒发报国无门之愤这是陆游诗词的主旋律,在写法上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下阕忽然换意,紧扣“立春”二字,以醉狂之态写沉痛之怀,设色陡变,奇峰突起。立春这一天士大夫戴旛胜于头上,这是宋时的一种习俗,戴上旛胜表吉庆之意。但戴银旛而曰“试”,节日痛饮而曰“判”(“判”即“拚”之意),就显然有“浊酒一杯家万里”的不平常意味了。这只是词人借酒消愁,逢场作戏罢了,而内心是很伤感的。结尾处更是飏开一笔,表面上是说不是我一人偏老,而实际上是词人深深感到时光的虚度。这就在上阕抑郁潦倒的情怀上,又添一段新愁。词人强自宽解,故作旷达,正是推开一层、透过一层的写法。哭泣本人间痛事,欢笑乃人间快事。 但今日有人焉,不得不抹乾老泪,强颜随俗,把哭脸装成笑脸,让酒红遮住泪痕,这种笑,岂不比哭还要凄惨吗?东坡《赤壁赋》物我变与不变之论,辛弃疾《丑奴儿》“如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箇秋’之句,都是强为解脱而写的违心之言,写出更深一层的悲哀,那手法近乎反衬,那境界是一般人所难以达到的。 纵观全词,上下阕都是写心底抑郁之情,但乍看竟好象是两幅图画,两种情怀。沈谦论词作云 :“立意贵新,设色贵雅 ,构局贵变,言情贵含蓄。”(《填词杂说》)但作词之道 ,条贯、错综,两不可失,此意刘永济《词论·结构篇》曾深言之。读陆游此词,抑郁之情贯穿始终,上下阕表现手法截然相异,构局又极错综复杂。读上阕,看到的是一个忧国伤时、穷愁潦倒的悲剧人物形象;读下阕,看到的是一个头戴银旛,醉态可掬的喜剧人物形象。粗看似迥然不同,但仔细看看他脸上的笑全都是装出来的苦笑,终于领悟到这喜剧其实不过是更深沉的悲剧罢了。
注释

作者简介

陆游[lù yóu]

宋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字务观,号放翁。陆陶山孙,陆宰子。少有文名。年十二能诗文,以荫补登仕郎。宋高宗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两浙转运司锁厅试第一,以秦桧孙埙居其次,抑置为末。明年礼部试,主司复置前列,因论恢复,为桧黜落。桧死,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始为福州宁德主簿(清干隆《宁德县志·卷三》)。绍兴三十年(1160年),力除敕令所删定官(《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八十五》)。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迁大理寺司直(《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九十一》)兼宗正簿。宋孝宗即位,迁枢密院编修官兼编类圣政所检讨官,赐进士出身(《宋会要辑稿·选举九·十九》)。因论龙大渊、曾纯甫招权植党,出通判建康府。干道元年(1165年),改通判隆兴府,以交结台谏,鼓唱是非,力说张魏公用兵论罢。干道六年(1170年),起通判夔州(《渭南文集·卷四十三·入蜀记》)。干道八年(1172年),应王公明辟,为四川宣抚使干办公事。其后曾摄通判蜀州,知嘉州、荣州。淳熙二年(1175年),范石湖帅蜀,为成都路安抚司参议官(《渭南文集·卷十四·范待制诗集序》)。淳熙三年(1176年),被劾摄知嘉州时燕饮颓放,罢职奉祠,因自号放翁。淳熙五年(1178年),提举福建路常平茶监(《省斋文稿·卷七·送陆务观赴七闽提举常平茶事》)。淳熙六年(1179年),改提举江南西路(《渭南文集·卷十八·抚州广寿禅院经藏记》)。以奏发粟赈济灾民,被劾奉祠。淳熙十三年(1186年),起知严州(淳熙《严州图经·卷一》)。淳熙十五年(1188年),召除军器少监。宋光宗即位,迁礼部郎中兼实录院检讨官,未几,复被劾免(《宋会要辑稿·职官七十二·五十四》)。闲居十馀年。宋宁宗嘉泰二年(1202年),诏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兼秘书监(《南宋馆阁续录·卷九》)。嘉泰三年(1203年),宝谟阁待制致仕。开禧三年(1207年),进爵渭南县伯。嘉定二年(1210年)卒,年八十五。放翁毕生主张抗金,收复失地。与尤遂初、杨诚斋、范石湖并称为“南渡后四大家”。工诗、词、散文,亦长于史学,著作繁富。今存诗九千馀首,其诗内容极为丰富,风格雄浑豪放,多沉郁顿挫,感激豪宕之作,亦不乏清新之作。词作量不及诗篇,但亦富气吞残虏之概。杨升菴谓“放翁辞,纤丽处似淮海,雄慨处似东坡。”著有《渭南文集》五十卷,《剑南诗稿》八十五卷、《南唐书》、《老学菴笔记》等。生平见《宋史·卷三百九十五·陆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