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俗的流习范围内修治性情，靠仁义礼智的儒俗学说来期求复归原始的真性；内心欲念早已被习俗所扰乱，还一心希望能达到明彻与通达；这就叫做蔽塞愚昧的人。 古时候研究道术的人，总是以恬静来调养心智；心智生成却不用智巧行事，可称它为以心智调养恬静。心智和恬静交相调治，因而谐和顺应之情从本性中表露而出。德，就是谐和；道，就是顺应。德无所不容，就叫做仁；道无所不顺，就叫做义。义理彰明因而物类相亲，就叫做忠；心中纯厚朴实而且返归本真，就叫做乐；诚信著显、容仪得体而且合于一定礼仪的节度和表征，就叫做礼。礼乐偏执一方而又多方有失，那么天下定然大乱了。各人自我端正而且敛藏自己的德行，德行也就不会冒犯他人，德行冒犯他人那么万物必将失却自己的本性。 古时候的人，生活在混沌鸿蒙、淳风未散的境况中，跟整个外部世界混为一体而且人们彼此都恬淡无为、互不交往。正是这个时候，阴与阳谐和而又宁静，鬼神也不会干扰，四季的变化顺应时节，万物全不会受伤害，各种有生命的东西都能尽享天年，人们即使内存心智，也没处可用，这就叫做最为完满的浑一状态。正是这个时候，人们不知道需要去做什么而保持着天然。 等到后来道德衰退，到了燧人氏、伏羲氏统治天下，世事随顺却已不能浑然为一。道德再度衰退，到了神农氏和黄帝统治天下，世道安定却已不能随顺民心与物情。道德再度衰退，到了唐尧、虞舜统治天下，开启了治理和教化的风气，淳厚质朴之风受到干扰与破坏，背离大道而为，寡有德行而行，这之后也就舍弃了本性而顺从于各自的私心。人们彼此间都相互知道和了解，也就不足以使天下得到安定，然后又贴附上浮华的文饰，增加了众多的俗学。文饰浮华毁坏了质朴之风，广博的俗学掩没了纯真的心灵，然后人民才开始迷惑和纷乱，没有什么办法返归本真而回复原始的情状。 由此观之，世间丧失了自然之道，自然之道丧失了人世。社会和道交相丧失，有道之人怎么能立脚于人世间，人世间又怎么能从自然之道得到振兴呢？道没有办法在人世间兴起，人世间没有办法让道得以振兴，即使圣人不生活在少有人烟的山林之中，他的德行也必将隐没而不为人知。 谈到隐没于世，时逢昏暗不必韬光便已自隐。古时候的所谓隐士，并不是为了隐伏身形而不愿显现于世，并不是为了缄默不言而不愿吐露真情，也不是为了深藏才智而不愿有所发挥，是因为时遇和命运乖妄、背谬啊。当时遇和命运顺应自然而通行于天下，就会返归浑沌纯一之境而不显露踪迹。当时遇不顺、命运乖违而穷困于天下，就固守根本、保有宁寂至极之性而静心等待；这就是保存自身的方法。 古时候善于保存自身的人，不用辩说来巧饰智慧，不用智巧使天下人困窘，不用心智使德行受到困扰，巍然自持地生活在自己所处的环境而返归本性与真情，又何须一定得去做些什么呢！大道广荡本不是小有所成的人能够遵循，大德周遍万物本不是小有所知的人能够鉴识。小有所知会伤害德行，小有所成会伤害大道。所以说，端正自己也就可以了。快意地保持本真就可称作是心意自得而自适。 古时候所说的自得自适的人，不是指高官厚禄地位尊显，说的是出自本然的快意而没有必要再添加什么罢了。现在人们所说的快意自适，是指高官厚禄地位显赫。荣华富贵在身，并不出自本然，犹如外物偶然到来，是临时寄托的东西。外物寄托，它们到来不必加以阻挡，它们离去也不必加以劝止。所以不可为了富贵荣华而恣意放纵，不可因为穷困贫乏而趋附流俗，身处富贵荣华与穷困贫乏，其间的快意相同，因而没有忧愁罢了。如今寄托之物离去便觉不能快意，由此观之，即使真正有过快意也未尝不是迷乱了真性。所以说，由于外物而丧失自身，由于流俗而失却本性，就叫做颠倒了本末的人。

《庄子·外篇·缮性》是战国时期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庄子的作品《庄子》中的一篇，文章中心仍是讨论如何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