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义可以在君子中施行，而种种刑罚则在小人中施行。判刑列入死刑的人，是罪大恶极的，又是小人中特别坏的人。宁愿为正义而死，不愿意苟且贪生，而视死如归，这在君子中也是很难做到的。在唐太宗即位后第六年时，把判处死刑的犯人三百馀人登记在册，放他们回家，约定好到期自动回来接受死刑。这是君子都难以做到的事，而希望小人中最坏的人能做到自然更难。到了规定的时间，那些囚犯自动回来而没有延误。这是君子难以做到的，而小人却很容易地做到了。这难道近于人情吗？ 有人说：罪大恶极，确实是小人了；如果对他们采取恩德感化的手段，就可以使他们变为君子。恩德感化愈深入人心，人的转变速度就愈快，有过这样的事。我说：唐太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为了得到这种名声。可是怎么会知道他在放回囚犯时，没有料到他们一定会回来希望可以赦免自己的死罪，所以才放回他们呢？又怎么会知道那些被放回的囚犯，没有料到他们自动回来就一定会被赦免自己的死罪，这才又回来呢？料想到囚犯一定会回来这才放他们回家，这是唐太宗从上面窥测到下面囚犯的内心想法；料想到一定会被赦免死罪这才回来，这是下面的囚犯在窥测上面的皇帝的内心想法。我从中看到的是上下互相窥测对方的内心想法才形成了这种名声，哪里还有皇帝采取恩德感化的办法和囚犯遵守信义的事呢？不然的话，唐太宗在全国施行恩德感化的办法，到这时已经六年了，却不能让小人不犯极恶大罪，只凭一天的恩德感化，就能使囚犯视死如归，而且坚守信义。这是一种说不通的观点啊！ 那么应该怎么去做才可以呢？我说：对放回家去而又回来的囚犯，杀了他而不能赦免。然后再放出一批囚犯，他们又回来了，这样才可以知道是被恩德感化所致。然而这必定是不可能的事。如果对放出的囚犯在他们回来后就赦免了死罪，可以偶尔做一次。如果总是这样去做，那么杀人犯都不会被处死。这可以作为国家的常法吗？不能作为国家的常法。这难道能说是圣人之法吗？所以说，尧、舜、三王治理国家，必定以合乎人情为标准，不以标新立异为高明，不能违背情理来博取自己的名誉。

《纵囚论》是唐宋八大家欧阳修的一篇史论文章。文章评论唐太宗李世民的假释死刑囚犯，犯人被释归家后又全部按时返回，从而赦免他们的史实。 文章开门见山，从“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说起，定下全文基调。接着通过唐太宗纵放死囚的史实，用君子与小人相比较，论析指出唐太宗的做法有悖人情，违反法度，是沽名钓誉的一种手段。因此，作者认为唐太宗的做法不值得效法，而应该“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文章据史立论，层层辨析，论证充分，结论高远，警醒人心。 本文最大的特点是逻辑性强，结构严密。全文基本上可以分为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三个部分。在提出问题时，作者肯定地指出，纵囚一事本身就不近人情。分析问题时，文章从唐太宗、囚犯的不同的心理活动中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这不过是上演了一场“上下交相贼”的闹剧。同时，他还从唐太宗登基六年来并没有消弭小人犯极恶大罪的事实，证明了偶尔的纵囚也解决不了问题。这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笔法，确实犀利无比。在解决问题时，作者旗帜鲜明地亮出了自己的观点：不管从事何种工作，“必本于人情”。 本文的反问句较多，有助于增强文章的说服力。第二段中采取问答的形式来论证，又增加了文章的可读性。

刑戮：刑罚或处死。 苟：只图眼前。 唐太宗之六年：唐太宗贞观六年（公元632年）。唐太宗是中国历史上有一定作为的皇帝，他在位年间，国势强大，社会较安定，史称“贞观之治”。 大辟：死刑。大辟意为最重的刑罚。辟，法、刑法。 罪大恶极：罪恶大到了极点。 意：估计。 冀免：希望赦免。 贼：用作动词， 窃：私下行动，引申为窥测。 三王：指夏禹、商汤、周文王和周武王。他们都是儒家崇拜的古代的明君。 干誉：求取名誉。